来源上海制作宣传片的公司有哪些名字：中国新闻周刊
早上醒来，整个朋友圈都被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啪啪啪事件刷屏上海制作宣传片的公司有哪些名字了（还不清楚来由上海制作宣传片的公司有哪些名字的请自行搜索或脑补）。三里屯，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一个多月前，周刊君曾经发过一篇由本刊原创的关于三里屯夜生活的文章：这里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任何原始的欲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上海制作宣传片的公司有哪些名字；这里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他们通过与陌生人的亲近寻找慰藉。
来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三里屯——
本文来自第708期《中国新闻周刊》
有人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晃了1个小时酒杯，就为了和坐在2米外的异性递个眼神；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男人，他的紧身裤破着好几个洞，头上顶着的黄发挡住一边眼睛，他在拿着单反的街拍摄影师面前来回路过了两遍，终于如愿以偿地被街拍；一个女孩拿着英文菜单，流利地点了一桌西班牙菜，她的英文是纯正的美音，普通话却带着山东口音；北街的酒吧的钢管舞表演，一个裤腰带快扎到胸口的大叔，戴着金丝边眼镜、叉开双腿，举起手机对着空中的女孩拍照。
在4公里以外的北京簋街上，两个刚刚吃完麻辣小龙虾的游客到处问：“三里屯咋走上海制作宣传片的公司有哪些名字？有没有公交车到？”
三里屯是北京“神奇的存在”。
这个当年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地方，位于北京朝阳区中西部，北京东二环最繁华地段。因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建起外交公寓群，三里屯一带逐渐成为驻华外交人员、外国人聚居、购物和外事活动的重要社区。三里屯地域内有10条纵向、12条横向街巷。商业、服务业网点密布，三里屯酒吧街也成为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
北京和“时尚之都”沾不上边，但几个大商场围起来的三里屯，又因毗邻使馆区，传递出一种时尚讯号，聚拢了北京的“潮人”。五颜六色的美瞳、彩色Newbalance运动鞋、MCM铆钉双肩包、皮裤和在冬天也要坚持露出的脚踝……几乎成了三里屯的逛街标配。各种口音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各种肤色的外国人，都能在三里屯碰到。它因此被写在旅游攻略上。
据统计，在三里屯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扎堆儿”着超过200家的酒吧，占全北京酒吧的40%以上。三里屯也成为夜晚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和三里屯仅1个红绿灯距离的工人体育场完全不同。相距1公里外的工人体育场里总是充满了上万名地道的北京球迷，他们穿着宽松的绿外套，脚踩一双球鞋，用浓郁的“京腔”高喊：“这里是北京”“别装孙子”……更多更直接粗俗的京骂总能激怒全国各地的球迷。
三里屯则是另一个世界。台湾人Tony喜欢早晨坐在咖啡馆享用100元一杯的手冲咖啡，注重“酸碱平衡”的他，每周会在进口超市买齐一周用的饮用水；几个拿着“名牌”包的女孩排了一小时队，终于坐进一个不知道是花店、杂货店、咖啡馆还是甜品店的地方，为了喝至少128元一位的下午茶，9块点心被装在三层的英式餐具中，她们拍照发了朋友圈后，开始担心这些甜品会不会让她们发胖。“有很多有钱人，也有很多人拿着几千块的工资，却总想在三里屯活出年薪百万的感觉。”三里屯一个酒吧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4:00 欲望
早晨，一些裹得严严实实的北京大爷、大妈坐在空地上晒太阳。一个住在三里屯幸福三村的老大爷正和修车摊的王伯讨论“京客隆超市”的韭菜到底贵不贵？
三里屯的一天从下午开始。就像省去了前菜的大餐，失去早晨的三里屯从它苏醒开始，一切都是直接和赤裸裸的。
下午2点，编剧小蕾终于找到合适的衣服，准备奔赴三里屯。为了出门，她已经在家准备了4小时，换了数十套衣服。心情不好时，她有严重的“出门恐惧症”。
这天，朋友约她在三里屯的星巴克门前见面，每当她们约在这个地点，小蕾就要“收拾一下自己才能出门”。因为那里每天都聚集着四五个拿着单反相机的摄影师，围追堵截各种“潮人”。小蕾的经验是，“要靠单品取胜，比如帽子、墨镜之类的，街拍没人看脸。”
虽然小蕾通常会拒绝街拍，但能被他们拦下，她还是会有一些“小雀跃”，因为如果不被拦住，那就意味着你的打扮有点老土。不时尚的姑娘在这儿“让人看着心酸”。
三里屯的时尚是从“太古里”飘出来。这是一个大型开放式购物中心，2008年夏天正式营业。这个投资约48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由太古地产全资持有。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广场上一个宽26.9米，高7.7米的LED屏幕，循环播放着各种广告和商场宣传片。
2010年后，太古里分为南北两区。面积逾7.2万平方米的南区以年轻潮牌为主，这里有在苹果店里蹭无线网给手机充电的年轻人、抹着红唇的街拍达人、在广场喷泉戏水的小孩；一份52块钱的沙拉里面几乎只有生菜，一般坐在那里吃的多是外国人。占地4.8万平方米的北区则聚拢了一批国际高端名牌，但人潮总是比南区冷落几分。
246个商户散落在太古里19座当代建筑中，至少有27个品牌，在这个开放式购物中心聚集了大牌旗舰店、概念店、精品店、北京首家店、中国最大门店、全球最大品牌中心……这里还有一个拥有1700个座位的8屏影院、892个停车位；还有超过30家餐馆和酒吧，和一个99间客房、将近1.6万平方米的精品商务酒店，在那里住一晚1950元起。
有的酒吧每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酒单，可一家从未更新过菜品的拉面馆，竟也在那存活了多年。就像一个拥有5辆法拉利的美国人，他喜欢骑着自行车来这里的酒吧喝酒，而他身边是乞丐拿着讨钱的碗，静静地坐着，他的碗里有满满的1块钱。三里屯店和人都是这样，以一种毫不违和的极度矛盾感相互映衬。
2014年9月，90后王宫和妻子派派在三里屯SOHO开设了一家女仆餐厅，同样主题的餐厅北京仅有两家，而在三里屯，这样的餐厅就“毫无违和感”。要知道餐厅所在的商厦，曾使上海小南国这样的传统餐厅黯然撤店。
夫妻俩同是“二次元”爱好者，两人拿着积蓄和父母提供的创业资金，又向银行贷款了150万，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
中午，派派穿着至少3层的女仆裙站在店门口，细声细语地用日语说：“欢迎光临”。一天5000元的流水、两次翻台，足以让这个50个座位的餐厅收支平衡。谈到这些，派派的声线变得底气十足。
笑容甜美的“女仆”桔子用1分钟画了一只Hello Kitty在蛋包饭上，又用10秒钟给蛋包饭“施一个变好吃的魔法”。有人不明白这“魔法”意义何在，但同样的动作她每天要重复40次。17岁的“女仆”安安被称为“店花”，有客人会专程从中关村过来为她捧场。每天至少有10桌客人要求和女仆合影，还有客人会问：“能不能跪着服务？”
“这里会让人的欲望不自觉地膨胀。”派派这样评价三里屯。
夫妻俩经常忙到“全身要碎掉”，因为原来的工作太辛苦，她才辞职创业，原本只想开一家自给自足的咖啡馆，一个月轻松挣几千块就心满意足，但现在她已经开始计算：“每天流水达到2万元，两年内就可以开幕一间分店”。
鹤子是三里屯SOHO的上班族，偶尔她的同事们也会光顾这间女仆餐厅。一次饭后，她穿着一件紧身裙等电梯，一个皮肤松弛的外国男人走来，对她说：“一百万一晚。”迟疑了一下，又改口道：“一千块一晚。”这时刚刚下午三点钟。
小蕾凭借一副香奈儿墨镜成功被摄影师拦下，她婉拒了街拍，和朋友们坐进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开始享用下午茶。
小蕾住在北京青年路的公寓里，距离三里屯大约20分钟车程，她的男朋友戏称三里屯是小蕾的家乡。每次写完稿，她会和朋友来三里屯庆祝，从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她自己也想不出除了三里屯，还能和朋友们约在哪？
在三里屯，你可以花11.5万元买一件拿破仑三世的古董盔甲；也可以用48元在咖啡馆买一块2厘米长的村田智明设计的橡皮。
在小蕾用餐的餐厅里，制作一款蛋糕需要20分钟，他们“现点现做”，顾客也乐于等待。营业后的第二个月，这里便开始出现排队人潮，一到周末，大约50个人在店外等待翻桌。自从王菲来这里喝下一碗莓果酸奶，这款52元一杯的酸奶每天能卖出100份。
北京还有哪里可以替代三里屯？几乎所有在三里屯的采访对象都有这样的反问。
17:00“脏街”丢失的灵魂
虽然每晚都有人在三里屯high到呕吐，但这里的光辉正在渐渐暗淡，和后海、五道口等地酒吧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三里屯酒吧街最初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里毗邻使馆区，周围又有不少外企，90年代初，热爱夜生活的外国人，在这里点亮了北京的夜空。酒吧街最初分为南北两条，最先兴起的是“三里屯北街”，第一家酒吧“咖啡咖啡”诞生于1995年。
那时的酒吧老板几乎都有海外背景，街上也挤满了来自各国的老外。那时的北街还没有钢管舞，周末像庙会一样人山人海，有的酒吧要门票才能进，人们拿着酒瓶站在路边，彼此没有心防地“瞎聊天”。
先锋的中国人也开始闯荡三里屯。那时作家大仙与何勇、崔健、石康等人并称为“三里屯十八好汉”，他喜欢从北街第一家酒吧喝到最后一家，再从尾喝到头。大仙有数不清的作品灵感来自三里屯。
那时，三里屯聚拢了一批向往外国文化、有海外背景的中国人。1998年，还是学生的陈璞第一次来到三里屯，爵士、民谣、电音等各式各样的音乐声从风格迥异的酒吧里飘出来。几块钱买一瓶酒，就可以在北小街的各种酒吧串场、跳舞，没有人逼你消费。那时，北小街也没被称为“脏街”，那里还只有一家麻辣烫。在小卖部买一瓶酒，陈璞就能和朋友坐在一家酒吧的院子里，吃着烤蘑菇，聊天到凌晨5点。
那时“太古里”还是一片6层的居民楼，酒吧和外贸服装店聚集在居民楼一层，而那时几乎每个酒吧老板的梦想都是“开一家与众不同的店”。陈璞喜欢在那些外贸服装店买衣服，平价又时尚。她也坚持在冬天露着腿，“这是一件多正常的事，有的鞋就是要露点腿才好看。”而现在的冬天里，更多的女孩穿着“看得见肉的黑丝袜”从豪车中走出来，也有女孩光着两条大白腿坐在酒吧的卡座上，相比之下，只“露脚脖子”的年轻人已太保守了。如今步入而立之年的陈璞已经很少这么穿。陈璞现在很少再走进酒吧，她更愿意在三里屯买衣服、逛精品店、做指甲。现在，她有各种名牌衣物包包，她的打扮更加时尚、精致，也更依赖品牌。
自从8年前，她供职的公司搬来三里屯，她已经离不开这里，“三里屯的变化特别大，但每一个变化我都能接受，因为发自内心地喜欢，所以我把三里屯融入在生活里，毕竟这里还是聚集着同一个调调的人。”
作家大仙在《十年三里屯》中讲述了三里屯的最大意义。“1998，在三里屯酒吧，一位城乡结合部的带头大哥，坐下来就问：咱酒吧有啥下酒菜，炸花生米和猪耳朵有吗？2008，秀水假名牌越穿越像真名牌的私企豪杰，张口就问：洋葱圈有吗？炸泥肠有吗？水果沙拉有吗？里面多搁猕猴桃。三里屯的价值在于，让中国人从吃糠咽菜，一把进步到奶酪黄油。”
如今，这里的餐厅仍大多是西餐，你能吃到意大利菜、西班牙菜、墨西哥菜，还能找到印度餐厅、伊朗餐厅、日韩料理、美式烤肉、英式下午茶……有的餐厅的菜单甚至没有中文只有英文，而常来这里就餐的中国客人也能不看菜单就点菜。他们有的梳着油头、西服革履，在餐厅切一块100g的羊排；有的姑娘从这一路闯进老外圈，成功移民；也有人背着帆布包，在书店翻阅英文的设计书。
现在的陈璞更想要安静的生活，于是她选择和三里屯的中心保持距离，在C5艺术区开了一间咖啡馆，这里距离“太古里”1公里，走过去至少要16分钟，经过两个红绿灯。咖啡馆每天早上10点开门迎客，晚上7点关门，这里和三里屯的夜晚几乎没有瓜葛。下午5点，她坐在自家的咖啡馆，享受着一杯拿铁，里面有两种咖啡豆，加的是一款“奶味很淡”的牛奶，为此她把市面上所有的牛奶都试过一遍。
大仙的三里屯死于2005年开始的一场拆迁。2003年，北京政府出台“新三里屯规划”方案；2005年，三里屯南街、北街开始拆迁；2007年3月，SOHO中国获得三里屯的一块地皮；5月，世茂地产以14亿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地块……之后它成了后来的“三里屯太古里购物中心”“3.3服装大厦”“三里屯SOHO”和“世茂·工三”商场。
这些地产商的出现改变了三里屯的商业格局，酒吧街的租金至少翻了一倍，三里屯北街原本风格迥异的酒吧几乎变成一个模样。路口的地平线酒吧开始请女孩跳钢管舞，之后几乎每家酒吧都竖起了两根钢管。水烟首先出现在某一家酒吧，不到一个月，这条街上的另外13家酒吧都开始出售水烟。没有人愿意错过一丁点商机，复制是最简单又低成本的方式。
虽然“脏街”始终是三里屯的“灵魂”，但它的传奇色彩也开始黯淡无光。Jim是这里一家酒吧的经理，在这里工作了16年，在老家他曾是一个厨师，因为喜欢酒吧文化才来到三里屯。最初他是酒吧的服务生，住过地下室；两年后，他变成调酒师，2006年成为店长，后来他和朋友一度在三里屯开到三家酒吧，现在他和朋友在北京拥有两家酒吧和一个餐厅。
Jim今年40岁，孩子刚刚5个月，他和妻子在三里屯相识，是同行。“我们这个行业，找同行最好，能互相理解。”后来，妻子改为白天上班，“女孩长期上夜班很容易老。”而Jim依然要晚上工作，时常顶着太阳下班回家。
他和妻子虽然睡在一个房间，但两人只有周末休息时才能真正见上一面。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持续了四五年。“你看我满脸的皱纹，原本想40岁退休，但现在觉得身体还可以，喜欢这个行业就继续做吧。”
他现在痛恨别人把这条街称为“脏街”。“脏街”得名于屡禁不绝的麻辣烫、烤串，半夜会有化了妆的女孩不顾口红来撸几串，也有外国人捧着一碗麻辣烫和一个大煎饼。现在，城管车往路口一停，麻辣烫和烤串不见了，只剩一个煎饼摊半夜坚守在团结湖地铁口。
去年，隔壁卖烟的大姐对Jim说：“这条街真是烂透了。”他们认为这种褪色始于2010年，起因也是翻倍的租金。
为了盈利，三里屯的酒吧几乎只剩下两种：一种以价格取胜；一种注重格调。于是，来三里屯消遣的人们也自动分成两类：站在便利店门口1分钟喝光一瓶啤酒的人，很难和穿着西服、抹胸裙端坐在高大上的酒吧里晃1小时酒杯的人成为朋友。
但这两种人都能迅速在三里屯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脏街的奶茶店可以花8元买到一杯青提汁，而在相临的太古里的一家饮料店，一杯提子汁要49元。Mojito装在塑料杯里，15元一杯，如果你向北走95步，来到一家酒吧，用玻璃杯里喝下一杯Mojito要花费35元，而在更远的另一家酒吧，喝一杯鸡尾酒要付出70元。小蕾喜欢这间酒吧的鸡尾酒，她有一个固定的服务生，小蕾每次都愿意给她一些小费。
金子早已对酒吧里的各种事习以为常。他从住处步行到酒吧只要20分钟。他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每天两点一线，但又阅人无数。
他不高，有些胖，聊天时，他的烟一直没有断，不时地咳嗽几下，2个小时里，他喝了4杯鸡尾酒，这让他起身微微晃动。
5年前，22岁的金子来到三里屯这家20平方米的小店，服务员、收银员、门外掮客，他什么都做。23岁时，他吸了第一支烟，第一次喝醉，那时的他看不到未来，又企图为梦想挣扎一下。这个不善言谈的男孩喜欢弹吉他，他每天要练琴8个小时，只睡4小时。那时他唯一的梦想是发专辑、组乐队、开演唱会……现在他早已不再想它。
18:0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下午6点，27岁金子点亮了酒吧的灯箱，他几乎是北街最早开灯的人。
当金子正努力地卖出一瓶30元的啤酒时，他的顾客正在谈一笔过亿的房地产交易。金子形容这些人是“坐着挣钱的”。“我们每天累得跟孙子似的，挣得还不到他们千分之一。”
三里屯从来不拒绝任何人，所有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有钱人来这里消遣，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生活。
这里可以让人迅速找到同类，也能把另一部分人消磨成同一个样子，人们不可避免地在这里被同化。
酒吧老板David的微信里大概有2000个“好友”，每个发朋友圈的信息都至少有50个“赞”。每晚，他看着彼此陌生的客人交换电话和微信，他很清楚有一类客人在“假high”，但他也要向各种客人打招呼，和他们微笑、握手、拥抱、贴脸，称呼他们“亲爱的”。
Paul并不爱喝啤酒，但现在他会习惯性地点上一瓶自己公司的啤酒。啤酒的泡沫在他的胃里翻腾着，这一年多里，他的呕吐物几乎出现在每个三里屯酒吧的厕所里。一杯500毫升的啤酒，他可以轻松干杯，这份工作已经让他胖了10斤，还有了中度脂肪肝。最近，他已开始测试新人，考察他的“酒品”，而他最初的痛苦也传递给了下一个人。
菜菜一直阻止她暗恋的德国男孩来到三里屯，她的外国前男友最初只是一个羞涩的邻家男孩，但在三里屯，每天都有中国女生请他喝酒。“如果每个晚上都能得到不同的女孩，为什么还需要稳定的关系？”男孩和菜菜分手后，他身边从来没缺过姑娘。
但三里屯依然能让Sunny每天出门都能抱有一丝期待感。6点半，Sunny骑上电动车，从东四的一个大杂院出发，她要在7点前到达酒吧开始今晚的工作。而这时已经有两个同事在备料，他们要榨出至少9种水果汁。
Sunny是这家酒吧的调酒师，她已经在三里屯工作5年，称得上“阅人无数”。在她眼中，客人只有两类，“装×的”和“低调的”。她几乎能一眼识破前者，有时，她会和同事打赌这样的客人会点什么酒。“很装的人一般会点长岛冰茶，因为这也许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一种鸡尾酒。”她至少能猜中70%。
7年前，17岁的Sunny刚刚来到北京。那时，她还是一个在王府井卖糖葫芦的小姑娘，一个月能赚700元，每天往返于宿舍和王府井小吃街，根本搞不清北京是什么样子。但她能迅速打开心扉，在公交车上和一位北京老大爷成为了忘年交，今年春节他们还在一起度过。
5年前她来到三里屯，从酒吧的收银员做起，那时的Sunny还是个慢热的人，她很少主动与客人说话，也不会讲英文。而现在的Sunny会和每个熟客寒暄，开场白通常是：“好久不见，你还在北京吗？最近怎么样？”
她认识5个David、2个Celine、还有数不清的Tony。“这份工作，让我看人看得太清楚，一个清醒的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样子千奇百怪。”Sunny在三里屯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买醉而来，酒吧时光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短暂的休憩，正因为这种短暂，酒吧里的谈话变得不够真实，人们伪装、吹嘘，因为没人在意真假。
至少有70%的客人，Sunny知道对方的名字、工作，但对方究竟是谁，她也说不清。在三里屯，好像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又都不怎么认识。
Sunny最晚会在下午两点起床，上班以外，她几乎都宅在家里，她不喜欢一个人出门，“特别害怕孤独，出门必须要有人陪。”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两年，起因是一次分手，“生活突然变成自己一个人，很不适应。”
但Sunny并不是个娇弱的姑娘，每隔几分钟就能在酒吧的二层，听到她在楼下爽朗的笑声。
现在她的收入涨了十多倍，服装品味也从美特斯邦威变成了Zara，但是她再难对人坦露心扉了，“自己的心和别人拉开了距离。就再也遇不到那样的事。”大多数情况，人们乐于对调酒师倾诉最隐秘的心事，因为对方是一个和自己真实朋友圈不相干的人。而调酒师的心事很少有人问起。客人就是客人，只有极少数会成为朋友。
21:00 性是一件简单的事
三里屯的夜晚从9点开始升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某个酒吧落脚，寻找来自陌生人的短暂慰藉。
一到9点，脏街上几家酒吧的音乐会准时响起，这让脏街的声浪瞬间达到100分贝。人们的心脏随着轰鸣的舞曲和电音怦怦跳动。这里有一间名字以K打头的酒吧，提到它的名字，很多三里屯熟人都露出诡秘的笑容，这是三里屯心照不宣的秘密，这个酒吧是大家公认的一夜情“圣地”。
K的舞池能容纳15对“情侣”，他们睁着眼睛在闪烁又昏暗的灯光下接吻，手伸进彼此的衣服，摸索着另一个人的体温，即使你有舞伴，也会有其他人贴近你。一个外国男人对拒绝他的菜菜说：“你不找一夜情，为什么要来这里？”这个困惑只持续了5秒钟，他的眼神便又落在另一个女孩身上。
西西厌恶K的音乐，但为了陪朋友，她还是走进了去。西西不挑酒，能醉、便宜就行，于是她在小卖部买了一瓶5块钱啤酒，藏在袖管里带进K。
西西自诩“文艺青年”，喜欢“亚文化”。她今年33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还梳着学生一样的“齐刘海”。她是北京人，有一口浓郁的京腔，一个人住在崇文门的一个60平方米的“城中豪宅”，她喜欢接待世界各地的沙发客，也乐于在旅行中睡在别人的沙发上。她身上有不少文身，一个彩色热气球文在她的右肩上，刻上它“花了3个小时，很痛。”
三年前开始，她常来三里屯，她喜欢和老外们一起站在路边喝酒聊天，“中国人只局限在想一想，而外国人会直接跟你聊天”。她的老外朋友似乎比中国朋友还要多，除了南极洲，每个大洲都有她的老外朋友。“中国人会觉得我脑子不正常。我常想，如果把两张100块钱放在枕头下，让它们做爱，第二天会不会生出一张20块钱？”
她愿意和外国人成为朋友，有的成为“炮友”，选择标准是“互相没什么感觉，又能聊到一起，还想再见面，就是这样。”年初，她有个“炮友”结婚了，从恋爱到结婚只用了一个月。她多少有点失落，但“这种关系，大家都很有自知之明，一方有了稳定关系，另一方自然就会退出，犯不着有什么纠葛。”
自从大学开始，西西就是一个“追求自由，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她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但她“对那些传统的生活没兴趣”，至于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
西西的第一份工作在国企，但很快她便离开了体制。她热衷旅行，又辞了另一份工作后，成为了一个自由撰稿人。去年她独自走过至少7个国家，一边旅行，一边为旅游杂志写稿，“我就不能让人管着，有人管我就很烦，所以我不能再上班了。”去年，她还看了32本书，75部电影。这些事，她都是在一个人状态下完成的。
小蕾瞧不起那些借着酒劲儿找一夜情的人，也讨厌“端一杯酒晃1小时，其实眼睛都在瞟男人或女人”的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懦弱的，也是对酒的不尊重。“如果喝醉后打电话给前男友，怎么对得起这么多死去的葡萄。”她喜欢这句广告文案，更认为酒后乱性只是一个借口，她觉得“把情绪的释放怪在酒上的做法很无聊”。
这时，一个外国人跑上40级台阶来到一家酒吧，他带着刚刚认识的女孩冲进洗手间，朋友们则在洗手间外列队等候，他们踢门、大笑。30分钟后，他们终于开了门，所有人开始鼓掌，两人则像胜利者一样跳着和欢呼的人群一一击掌。
这家酒吧的吧台上有一樽绿色液体，这是Jim引以为豪的鸡尾酒“宝贝睡3天”。它的配方来自台湾，酒精味道很淡，但一杯就足以让一个不太能喝的人“秒醉”。
两个台湾男孩在这里各喝下3杯“宝贝”，其中一个便瞬间瘫在地上，吐了Jim一身。Jim不得不将他们送回宾馆。第二天，喝醉的男生打给Jim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因为他醒来发现，自己和朋友赤身裸体地睡在同一个被窝里。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男孩觉得浑身不自在。
这里还曾举办“宝贝”马拉松，参赛者在24小时内喝掉12杯“宝贝”就算胜出，目前只有两个人完成，最高纪录是13杯。他们的奖励是另外12杯“宝贝”。
“不正常”，在这里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Jim所在的酒吧被偷过数不清的摇酒壶和杯子，还有2个灭火器和一个120斤的木雕。也有人偷酒，于是Jim把酒瓶灌满辣椒水。有人刚刚在脏街路口买了一块鸡排，一个人突然冲出来把鸡排打掉在地，又瞬间跑远。这场景Paul至少见过3次。受害者愣在原地，他的同伴笑得前仰后合，没有人去追那个肇事者。
三里屯从来不缺少传奇和秘密。这里有一家著名的廉价酒吧，老板是一对40多岁夫妇，胖胖的丈夫永远在监控室里睡觉，精瘦妻子在收银台忙前忙后。经销商一旦有即将到期的酒，便会低价卖给这个酒吧，这里散货太快了。经销商的仓库隐藏在三里屯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这里堆着至少4000箱酒，一箱虎牌啤酒只要80元。
22:00 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
晚上10点，菜菜化着红唇妆，穿着黑色紧身毛衣和牛仔裤，来到一个高端夜店，人均消费超过600元，但通常女孩不用付钱。一个英国男人走过来对菜菜说：“You look so normal here.”（你看起来太正常了）因为大部分女孩穿着紧身抹胸裙、高跟鞋，每个女孩跳舞的动作都很谨慎，她们缓慢地扭动出婀娜的曲线。
穿着西装的男人们在卡座上开了无数瓶香槟，陪坐在侧的女孩依然坚持着在冬天露出两条又白又细的长腿，但他们不跳舞也不讲话，大多数时间是在看手机。
菜菜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说几句就会哈哈大笑，有意无意地显示一下自己和酒吧老板很熟。她并不是很能喝，3杯鸡尾酒就能有些微醺，她不喜欢廉价的天堂酒吧，因为“那里的厕所实在太脏了。”她说话偶尔夹杂几句英文，纯正的美音，但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她的打扮和舞蹈与欧美女孩没有分别，度假时也不会刻意防晒，认为那是“美黑”。
菜菜刚来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三里屯。那时，她被一家知名服装公司派到北京培训，和一个同事住在团结湖的酒店里，但她觉得孤独，因为“谁没事会和同事做朋友”。她每天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几乎每天都被老板“人格羞辱”。
菜菜承认自己抗压能力不强，她不愿意白天被骂，晚上就在酒店早早睡觉，她要为情绪找一个出口，她发现“去人多的地方心里会好受一些”。
每晚下班后，她就会坐着公交车从世贸天阶去三里屯吃饭，最初她经常自己独自买一个披萨边走边吃，或者一个人在路边吃麻辣烫，后来她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于是就开始主动和别人聊天。
一次，菜菜拿着一个鸡蛋灌饼走在三里屯的路上，一个德国人走过来问她在吃什么，菜菜主动给他尝了一口，之后他们就坐在咖啡馆里，聊了三个小时，至于聊些什么她早已记不清楚。她只是记得，有人陪的时候，生活不会那么寂寞和无聊，哪怕那只是一个陌生人。
那时，她也和男生回家，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菜菜在一次外地旅行中开始了第一次性体验，“那简直颠覆了我的想象，我要把23岁以前浪费的时光补回来。”三里屯的“性”就像大麻一样，一旦开始就会让人上瘾。
回到北京后，这个身高1米57的女孩站在椅子上和1米95的德国帅哥亲吻，一年里，她在15个陌生人身边醒来。“我只是想要帅的男生。”在三里屯，菜菜亲吻了数不清的嘴唇，分别和两个男生恋爱，可两份爱情都只保持了1个月。
来这里的外国人也深谙三里屯各取所需的交易，早已难再付出真心。菲律宾人Peter是三里屯的典型玩咖，一个晚上，这个满身肌肉的男人可以把3个女孩带离酒吧。
23:00 比小说还荒谬
千姿百态的狂欢日复一日，人们似乎能在三里屯找到另一个自己，这里成了他们平淡人生中的一次超级冒险。
荷尔蒙在每个人的身体里跳跃，当酒精和音乐清空人们的大脑，一些人便获得了白天找不到的存在感。每个月，三里屯的酒吧和夜店要举办数不清的派对，酒吧老板David把一位熟客叫做“派对女王”，因为她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狂欢，她喜欢把外国帅哥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车接车送。她是在三里屯发现有人需要她。白天，她是一位30多岁的高中计算机老师。
晚上11点，新来三里屯酒吧半个月的服务生向军，第一次见到客人跳起钢管舞，那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的五官在闪烁的灯光下模糊不清。舞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在疯狂的音乐声中，她的舞蹈才显得不那么尴尬。这时，终于有一个女孩跳上另一个酒吧那个将近1米高的舞台，她穿着紧身豹纹吊带裙，在10秒内甩了25次头发，这时音乐已经达到125分贝，聊天变得不可能，但也没人在乎是否要开口讲话。
酒商Paul已经喝下4升啤酒，吐了一次，他希望能卖掉2000箱啤酒，让酒吧经理和他签下一张20万的合约。与此同时，“脏街”路口的桔色成人用品店5分钟内卖出了2254元的性用品。
在酒精的作用下，荒诞的气息在三里屯蔓延。有人带着女朋友来到酒吧，却和另一个女子发生了关系。有人来这里捉拿“小三”，却发现自己和“小三”都不是原配。小蕾目睹了这些荒诞的故事，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写作灵感。这里的故事远比她笔下的小说和剧本荒谬、失智得多。
为了收集素材，小蕾愿意请一些陌生的“漂亮女孩”喝上一杯，听她们讲述自己复杂又极其简单的情感故事。“她们的痛苦，几乎都是因为价钱没谈拢。她们似乎对生活有所误解，以为灯红酒绿才是人生的繁华。”
在一些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尽管每个人的表情都难以辨认，但他们的精神又深层相似。在一家高档酒吧的一个卡座上，至少坐着5个长相极为相似的女孩，她们有着几乎一样的尖下巴、大眼睛和饱满的双颊。“这些整过容的脸上，欲望更加明确，她们所有的快感都来自于钱。”
小蕾抽了一口烟，讲了一个从“外围女”口中听来的故事。一个刚刚拿到一笔遣散费的工薪阶层，每晚在三里屯挥霍。10天后，他变成熟客，和其中一个女孩开始了短暂的包养关系，一个月他要付出3万元。而女孩没有想到，这一个月竟会如此“辛苦”，因为男人要求每天见面。其实，这3万元对男人来说是一笔大开销，他希望“物尽其用”。而“一般包养一个月只需要见面三四次，他居然天天有空。”这场交易让双方都觉得亏了本。
2005年，三里屯派出所开始打击三里屯附近的站街女。如今，更多的漂亮女孩变成了“外围”和“嫩模。”在这里，包养关系可以飞速建立。在一家灯光明亮的餐厅里，一个男人一边打量一瓶红酒，一边问站在旁边的女孩：“多少钱？”女孩面无表情地说：“5000块跟你走。”
三里屯恰好能满足一些女孩对金钱的虚荣和攀比。想买一个名牌包，一个夜晚便可以找到男人付款，性是她们最低的成本。
当一些事可以用金钱衡量，三里屯也变得越来越直接，少有羞涩，甚至有人不再费尽心机搭讪漂亮姑娘。酒商Paul走在太古里的东侧，5分钟的路程，他被拦下两次。“大哥，想不想喝酒有妹子陪？只要200块。”在一晚无数次拦截中，终于有两个台湾人被说服了，结果他们只喝掉5瓶啤酒，一个穿着吊带背心的女孩就要求他们付款5000元。
龙哥负责给工体和三里屯的夜场摆平麻烦，他手下有一批保安，一个酒吧需要付他1000元才能叫来一个保安把闹事的客人送出门外。
在三里屯，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各种情绪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酒吧经理Jim举办过数不清的狂欢，也举办过难以统计的离别派对。几乎每天凌晨都能见到在街边呕吐的男人，瘫倒在地的女人。冬天，三里屯派出所的民警会把醉倒在地的外国人带回警局，让他们睡一晚再离开。现在，三里屯北街的酒保们统统戴上了“朝阳区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警察给他们开了两次会，让他们戴上了这块红布。
一段时间里，每周都有朋友在Jim的酒吧宣布离开北京，从此这些人将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这样的告别也让40岁的Jim流下眼泪。“有个朋友在北京8年了，现在说走就走，这辈子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
金子今年才27岁，已经觉得生活无望，现在的每一天“纯粹是为了过日子”。5年来，他至少有7个朋友相继离开三里屯，有人开始朝九晚五的工作，有人回老家做起小生意。“他们想过正常一点的生活，但三里屯给不了他们，这里好像有今天、没有明天。”
平时不愿意出门的调酒师Sunny最近报了一个拳击训练班，逼迫自己出门。每周她有三个下午的课，两小时的拳击训练，让她又认识了另一个世界的朋友，她觉得很放松，“来这里上课的人就是为了放松、锻炼、发泄，同学之间没有顾虑、没有利益冲突，也不用思考彼此的关系。”在这里，她不需要和别人客套，还能揍别人。
现在，西西更愿意去鼓楼的酒吧，那里有更优质的音乐和更有趣的外国人，而且“大家都不装”。她几乎不再去三里屯，因为“那里的人不在乎音乐，只在乎姑娘好不好看、性不性感，目的性太强。”
2:00 疲惫的凌晨
三里屯拥有全北京最长的夜晚，挨着的团结湖地铁站23点45分开出的末班车，永远等不到最后狂欢的人潮。
但有时你能隐隐感受到整个三里屯陷入疲惫。外国人也在聊和中国人一样的话题：雾霾、房子和物价。他们学会讨价还价，不再给小费。王伯的修车摊摆在脏街路口，平均一天会有两个外国人，用中文对他说：“便宜点儿。”
凌晨，在三里屯趴活的出租司机会带走这里的人群，他们见证了各式各样的呕吐、千奇百怪的痛哭和莫名其妙的尖叫，有时他们会对深夜离开的漂亮女孩开句玩笑：“你下班啦？”即使她是一个正经女子，也懒得做出解释，你是谁在这里根本不重要，也没有人会记住你。
夜半时分，一家酒吧的两个钢管舞女来到吧台，每个人拿走200元，9点到12点她们要表演4 场钢管舞。苹果店的保安终于可以坐下来，用iPad3玩斗地主。凌晨2点，另一家酒吧开始了最后一轮接单，一小时后，这里音乐骤停，灯光打亮，客人的表情还没来得及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明亮，一丝惊慌和失落在他们脸上稍纵即逝。这时Sunny已经工作了8小时，她和另外3位调酒师至少做了600杯鸡尾酒。
小蕾也有些醉了，她想起海子的一首诗，《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里的那句：喝醉酒时，酒杯很安全，心很安全。
这时候，一家廉价酒吧已经卖出240瓶青岛啤酒，700杯Mojito，6袋垃圾摆在这家20平方米小店的门口；在125分贝的音乐声中打瞌睡的向军终于下班。Paul拖着醉倒的朋友企图为他在三里屯找到一间宾馆，但在三里屯1公里内聚集的超过1200家大小宾馆几乎全部客满。最后他把朋友放在一个简陋招待所的地下室。
这时，一个黑人递给小蕾一根“烟”，她吸了两口后直接晕倒，男朋友不得不把她扛回了家，那原来是一种烈性大麻。
凌晨5点，一个穿着黑色吊带裙的女孩正在等待出租车，她在零下5度的气温中瑟瑟发抖，她的羽绒服在三里屯至少被偷过两次。这时，菜菜正悄悄离开一个陌生男人的家，她要赶回老家的航班，在那里一切都和三里屯不一样。
早上7点，一个女孩戴着墨镜来到24小时营业的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她没有地方卸妆，眼线、睫毛膏、眼影在眼皮上洇开，宿醉带来的头痛正帮助她记起昨晚的狂欢，而2小时后她就要穿好正装坐在国贸的办公室里。
下午2点，Paul的朋友渐渐苏醒，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完全记不清。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